流淌着异彩纷呈的服饰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畲族中特别是青壮年出于改变生活现状的需求，他们离开了家乡进入城市打工，出于适应环境更好地适应社会，以及谋求个人发展的合理动机，他们不再穿戴本民族的服饰，而且，回家探亲之际他们想到的却是为父母、亲朋带上一两套合身的时兴服装。

　　因此留守的妇女中除了老年人还能偶尔见到她们身着极为简易的凤凰服饰样外，中年妇女就很难见到她们着民族服装了。60－70年代富裕的畲族家庭，在嫁娶时照例要请成衣匠裁制几套凤凰服，30多年过去了，有些人在日常生活中，把这些衣服穿破了，有的则转送他人或压在箱底，留作死后寿衣之用，如此情况没有新衣增补，凤凰服总体量上年复一年的减少。

　　有些妇女认为穿凤凰装必须梳凤凰髻，而凤凰髻的梳理十分费时，出于省时的考虑她们也不再着凤凰装了。

　　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传统的审美观念、价值观念都发生改变，畲族人民不愿意花费过多的时间、精力去从事没有了需求的染织、刺绣等民间工艺的学习与制作。畲族传统服饰已经渐渐失去了市场，王坛成衣匠钟石玉师傅告诉我，“偶尔还有一两位东家要制凤凰服，但制衣的面料和刺绣图案的五色丝线却无处可买，只得作罢了”，随着老艺人正慢慢老去而年轻人更少有人涉足此道，畲族服饰面临着技艺流失的危险。

　　畲族服饰的保护
　　畲族传统工艺技术是经历数千年积淀的人类文明瑰宝，它同世界其他民族创造的文明一样需要人们精心地加以保护、研究、整理，在原有基础之上得到传承和发展，这已经是一个摆在畲族人民面前极富深刻含义和现实意义的话题。

　　事实上，解放后霞浦博物馆，民宗局等相关部门在收集和展览畲族服饰上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他们多次对霞浦境内的畲族文物进行普查，向民间征集了大量的畲族服饰，作为博物馆展览品。此外，他们还配合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等展览馆收集畲族服饰展品进行地域性文化交流。

　　但作为人们日常用品的服饰大量的精品依然留在民间，使人们无法看见，仅牙城一层一个村庄就有上百件畲族服饰，近些年自发性的民间收藏风气也正在形成，溪南半月里村就办起了收藏馆，这种民间收藏馆因区域限制无法给参观者提供丰富多彩的霞浦畲族服饰的全貌，而博物馆又因参观人数少出于资本考量除节假日很少向公众展览。

　　因而不可再生的畲服正一天天逐步减少，因此，建议相关部门应尽速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对畲族服饰进行包括工艺流程在内的技术记录，对现存的为数不多的民间技艺者进行采访，使这门工艺技术得到保护。近些年，一些民族文化研究者通过他们有效工作和努力，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方法。

　　周文中，邓启耀等人所主持的“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保护与发展”引起广泛的关注。这一研究的基本构想是通过与当地民族真诚的持续合作，使各民族增强对自己文化的信心，提高对其文化进行自我传习，保护和发展的能力。

　　他们认为民族文化的保护(conservation)必须是基于本民族自觉的内在的意愿，而并非靠这内在限制，并非外来的开垦，而应强调自动的演讲(evolution)。这种自我传习与保护的方法，实际上就是借助外力自我拯救的过程。

　　在自我传习与保护过程中我认为有几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学校教育往往与传统思维冲突，于是学校成为服饰文化最早退出的场所。

　　建议：在一些民族学校要有意识的培养学生乐于接受本民族的审美传统，把自我传习与保护引入课堂，使得课堂成为一个培养传统技术的基地。增强他们的民族自尊心，使学生从小热爱它，培养学生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自我传习与保护还要注意与经济利益的关联。怎样在自我传习中使传习者得到利益，反过来成为一种良性的自觉的保护也不是不可能的。比如，景宁有家制衣企业就在畲族服饰原有基础上吸收了其他服饰现代语言进行有规模的生产，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家企业做的是从文化输入到文化吸收，再到文化输出的过程，民族民间服饰的保护与传承需要的是其文化的理解与情感的投入，否则生产的产品会显得苍白和粗糙。

　　在民族的日常着装变成欣赏性、礼仪性的服饰今天，节日集会、舞台演出成了畲族服装展示的主要场所。霞浦畲族成衣匠雷英设计的大襟刺绣连衣裙，在传统式样工艺基础上做了创新，在宁德地区首届“金裳银饰”服装比赛中她获得“畲族服装设计特别奖”，她把畲族服装的民族性、时代性、大众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古老的畲族服饰焕发了时代气息，深受畲族人民的欢迎。

　　由此，我们应该更加注意在传习与保护中对人才的培养，只有拥有优秀的人才畲族服饰文化才能得到更好的保护，也只有拥有高素质的人才畲族服饰才有延续发展发扬光大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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