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慈大悲，佛教放生历史介绍

　　时至唐代，放生习俗非常盛行。《续高僧传·道胄传》记载，道胄于诸州建造放尘池一百余所，多有灵感。’“安史之乱”后，政局动荡不安，人心惶惶，民生凋敝，饥荒四起。唐肃宗于乾元二年(759)下诏，设立放尘池八十一所，从山南道、剑南道、黔中道、荆南道、岭南道、江西道、浙江道诸道，一直到升州的江宁、秦淮太平桥及临江带郭上下五里，颜真卿撰《放生碑文》。诏书中所谓的临江海一带上下五里各置放生池，与智颉以天然的海湾为放生池屏障之形式相雷同。

　　宋代放生习俗的流行
　　宋代以来，放尘在朝廷的推动和民众的参与下更是盛行。宋太祖下诏民间二月至九月，不许采捕弹射。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杭州天竺灵山寺慈云遵式上奏朝廷，以西湖为放生池，而且自制“放尘慈济法门”。《佛祖统纪》卷四十四说：
　　宰相王钦若出镇钱唐，率僚属诣天竺灵山，谒慈云法师遵式，请讲法华。叹曰：此道所未闻，此人所未见也。即为奏锡天竺旧名。师奏请西湖为放生池，每岁四月八日，郡人会湖上纵鱼鸟，为主上祝寿。

　　放生为慈悲济世法门，为求皇帝延年益寿、长命百岁，所以恳求皇帝于每年四月八闩佛诞节时，大行放尘会，为天子祝圣，获得恩准。

　　《金园集》收录了遵式的《放尘慈济法门》，在序言的开篇说：“儒冠五常谓之仁，释御四等谓之慈，皆恶残去杀，推惠广爱之谓也。然后果五福之曰寿，证四德之日常，实唯不杀，放生之大统也。”“这是以放尘融合了儒家的“五常”和佛教的“四无量心”。遵式以叙山、呪水、请加、归依、称佛、说法、忏愿七章，制订了放尘的仪轨。

　　放生的流行不仅受到政府的支持，而且在宗教信仰上获得灵感。守尚书屯田员外郎知越州诸暨县事潘华撰《梦鱼记》，潘华依《普贤观经》，令人不得捕池沼江湖内鱼。景德四年(1007)，潘华奉诏还阙，梦江湖中鱼哭泣。’这种灵感故事的流行，说明了放生在宋代的盛况。

　　天圣三年(1025)，四明山延庆寺知礼亦奏请在佛诞节放生，为皇帝祝寿，并请求以南湖为永久放生池。知礼为了使放生法会顺利进行而制订放生仪轨，并撰《放生文》以定其仪轨，当时的枢密使刘均奉敕为此撰写碑文，记载这种盛事。推荐：佛教放生文化之一：放生乌龟的好处

　　遵式、知礼奏请皇帝赐放生池，显示了僧人主动影响皇帝；而天禧元年(1017)，宋真宗下诏重修放生池，并禁止在淮州郡淮水上下五里内捕鱼，这可能是受当时修建放生池风气的影响。欧阳修撰写《跋放生池碑》，显扬宋真宗对万物的恩德：

　　右放生池碑，不著书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处处有之，王者仁泽及于草木昆虫，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为私惠也。惟天地生万物所以资于人，然代天而治物者，常为之节使其足用而取之，不过万物得遂其生而不夭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传曰：庖牺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为网罟，以佃以渔，盖言其始教民取物，资生为万世之利，此所以为圣人也。浮屠氏之说，乃为杀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则庖牺氏遂为人间之圣人，地下之罪人矣。

　　宋代的放尘习俗延续了唐朝，并且扩展到民间百姓的生活中。

　　各地放生池的兴衰，亦是当地佛教发展的盛衰。自从智颉首创放尘池以来，当佛教兴盛时，如唐肃宗、宋真宗则下令扩展放生池；当佛教没落时，放生池则成为捕捉鱼族之区。

　　明清佛教的放生习俗
　　随着江南社会经济的繁荣，临近江海的杭州、宁波一带，盛产水产，民众喜好进食，加速水产和肉食的消耗；同时，江南蚕丝业发达，势必伤害许多生命。针对江南社会的生活方式，明清佛教界积极提倡放生，尤其是云栖祩宏，如憨山德清《云栖莲池宏大师塔铭》所说：“极意戒杀生，崇放尘，著文久行于世，海内多奉尊之”，对明清佛教界影响极大。

　　“戒杀护生”是佛教生命观的重要体现，云栖祩宏提出“动物有佛性”、“动物有知觉”、“动物能轮回往尘”、“动物也会伤心痛苦”等思想，试图改变社会民众对动物的观点，以达到戒杀扩生的目的。祩宏从“凡厥有心，定当作佛”的佛性论出发，表示动物念佛亦能往生，他在《阿弥陀经疏钞》说：
　　善男子女人者，善有二义：一是宿生善因，一是今生善类。男女者，通指缁素利钝，及六道一切有缘众生也。……又鬼畜地狱，雌雄牝牡，亦可均名男女。但念佛者，俱得往生，是通一切众生也。

　　祩宏将“善男子善女人”解释为“六道一切有缘众生”，动物有心可以“以念生定”，动物亦具有生成佛的可能性，这是从修行解脱的角度提升了动物的生命地位。既然动物与人类的佛性是平等，杀害动物则是“以强凌弱”的非正义行为。如《竹窗二笔·杀罪》说：“据含灵皆有佛性，则蚁与人一也，何厚薄之足云?如其贵欺贱，强陵弱，则人可杀而食也，亦何厚薄之足云？”：祩宏强调人们应该无有厚薄、平等地对待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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